沾满泥巴的破解放鞋尖。
“来了?
快,快进屋!”
周大娘,我未来的婆婆,声音有点抖,努力挤出笑,脸上的皱纹更深了。
妇女主任把我往前一推:“周婶子,铁山,人我可给你们送到了!
林晚晚同志是城里来的知青,有文化,以后就是你们家的人了!
好好过日子!”
说完,像是怕沾上什么似的,转身就走了。
屋里比外面更暗。
一股混合着土腥味、潮湿霉味和淡淡草药味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堂屋里只有一张瘸腿的方桌,两条长板凳。
里屋的门帘打着补丁。
周铁山闷声不响地走过来,想接过我手里的箱子。
我下意识地往后一缩,箱子紧紧抱在怀里。
他的手僵在半空,顿了顿,什么也没说,转身去灶间拿了两个豁了口的粗瓷碗,倒了两碗白开水放在桌上。
水很浑浊,碗沿还有没洗净的污垢。
“喝……喝水。”
他终于挤出两个字,声音低沉沙哑。
我没动。
胃里一阵翻腾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我死死咬着嘴唇,不让自己哭出来。
这就是我的“革命家庭”?
我的“新生活”?
晚上,我睡在里屋唯一一张铺着破草席的炕上。
炕的另一头,周大娘和小姑子周小梅挤在一起。
周铁山,他在堂屋地上铺了点干草,就那么和衣躺下了。
翻来覆去,怎么也睡不着。
听着外面偶尔的狗吠,听着堂屋传来的、压抑而均匀的粗重呼吸声,听着身边周大娘压抑的咳嗽和小梅细微的鼾声,绝望像冰冷的潮水,一点点淹没了我。
这就是我的命吗?
日子像磨盘一样,沉重而缓慢地转动起来。
天不亮就得爬起来。
做饭、喂鸡、跟着下地挣工分。
我那双拿惯了书本和钢笔的手,很快就被锄头磨出了血泡,破了,又结痂,最后变成一层厚厚的、粗糙的茧。
手掌心总是火辣辣地疼。
周铁山的话很少,少得可怜。
他干活是一把好手,像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。
犁地、挑粪、扛麻袋,最重最脏的活儿永远是他的。
他沉默地干着,汗水顺着古铜色的脊背往下淌,在阳光下亮晶晶的。
在家里,他几乎像个隐形人。
吃饭时,他总是端着碗,默默地蹲在门槛上,或者灶台边,把桌上稍微好一点点的位置留给我们。
他吃得很快,风卷残云,吃完就立刻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