沾满泥巴的破解放鞋尖。
“来了？
快，快进屋！”
周大娘，我未来的婆婆，声音有点抖，努力挤出笑，脸上的皱纹更深了。
妇女主任把我往前一推：“周婶子，铁山，人我可给你们送到了！
林晚晚同志是城里来的知青，有文化，以后就是你们家的人了！
好好过日子！”
说完，像是怕沾上什么似的，转身就走了。
屋里比外面更暗。
一股混合着土腥味、潮湿霉味和淡淡草药味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堂屋里只有一张瘸腿的方桌，两条长板凳。
里屋的门帘打着补丁。
周铁山闷声不响地走过来，想接过我手里的箱子。
我下意识地往后一缩，箱子紧紧抱在怀里。
他的手僵在半空，顿了顿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去灶间拿了两个豁了口的粗瓷碗，倒了两碗白开水放在桌上。
水很浑浊，碗沿还有没洗净的污垢。
“喝……喝水。”
他终于挤出两个字，声音低沉沙哑。
我没动。
胃里一阵翻腾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我死死咬着嘴唇，不让自己哭出来。
这就是我的“革命家庭”？
我的“新生活”？
晚上，我睡在里屋唯一一张铺着破草席的炕上。
炕的另一头，周大娘和小姑子周小梅挤在一起。
周铁山，他在堂屋地上铺了点干草，就那么和衣躺下了。
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
听着外面偶尔的狗吠，听着堂屋传来的、压抑而均匀的粗重呼吸声，听着身边周大娘压抑的咳嗽和小梅细微的鼾声，绝望像冰冷的潮水，一点点淹没了我。
这就是我的命吗？
日子像磨盘一样，沉重而缓慢地转动起来。
天不亮就得爬起来。
做饭、喂鸡、跟着下地挣工分。
我那双拿惯了书本和钢笔的手，很快就被锄头磨出了血泡，破了，又结痂，最后变成一层厚厚的、粗糙的茧。
手掌心总是火辣辣地疼。
周铁山的话很少，少得可怜。
他干活是一把好手，像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。
犁地、挑粪、扛麻袋，最重最脏的活儿永远是他的。
他沉默地干着，汗水顺着古铜色的脊背往下淌，在阳光下亮晶晶的。
在家里，他几乎像个隐形人。
吃饭时，他总是端着碗，默默地蹲在门槛上，或者灶台边，把桌上稍微好一点点的位置留给我们。
他吃得很快，风卷残云，吃完就立刻起
